关于唐代《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的研究，从它于1625年（明天启五年）在西安府出土之后，中外学者、传教士发表的专论著作，不下百数十种，其中在欧、美、日本出版的较多。我国对景教碑的研究，应以明代天主教徒李之藻《读景教碑书后》与徐光启的《铁十字著》为早，但均略而不详。其后，清代史学家及金石考据学者，似不重视景教碑，或以为宗教性质无需考究。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惟志景教碑名、撰人、字体、立碑年月、地点而已。其他考证景教碑的论著，亦不甚多。较有系统研究的，为中华圣公会潘绅所著《景教碑文注释》，杨荣志撰《景教碑文纪事考正》及冯承钧的《景教碑考》等。此外，郝镇华译英国教士穆尔所著《1550年前中国基督教史》，搜集景教碑史料颇为丰富。近年来我国宗教学家朱谦之著《中国景教》（1982年版）及基督教史学家江文汉《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1982年上海出版），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证。我们应该在前人开创的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的探索。
    景教碑建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初七日（阳历二月四日礼拜天）。碑址在唐都长安的大秦寺，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碑文由大秦寺景净撰写，长安京都区主教耶质蒲吉建立碑石，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写碑文。碑上刻有叙利亚文十一行，意思是：“古唐国都有主教兼长老耶质蒲吉建立此碑，刻有救世主之诫律及我们在中国帝王统治下传教之事迹于上。”（英文本汉译）因此，我认为景教碑不同于元朝至元十八年（1281）的镇江大兴国碑记，只是建立景教寺的纪念，也非一般歌颂功德之碑，乃是大唐景教发展的历史文献，珍贵的宗教历史遗产。
    景教碑文记述了景教在唐时近一百五十年间（635～781）的传播经过，阐明了基督（景尊）被钉十字架的道理，论证了“三一妙身”（三位一体真神）的基本教义，也歌颂了唐王朝六代皇帝（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代宗李豫及德宗李适）对景教所行的功德。
    碑文撰述者景净，原名亚当，波斯人，生长在唐都长安，为晚唐有名的景教学者。景净博学多识，通晓儒、佛、道三教经典，曾翻译有三十多种景教文献，可惜大都佚失了（在敦煌发现有《尊经》等十种）。景净作为大唐景教会总监督、唐都主教兼长老，是中国景教的最高领袖。其祖珉醴（millis）是著名的景教士；其父伊斯（Yazedbozid）是“白衣景士”（非专职神职人员），也是捐资建立景教碑的大施主。伊斯在大唐曾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殿试中监等职，官阶三品，皇帝亲赐紫袈裟。曾辅佐汾阳王郭子仪平定安史叛乱，他将立功所得封赏，尽以捐献景教寺，广行施舍，救济贫苦，因此受到景教长老信徒的一致称赞。景教碑对伊斯的美德也大加颂扬。
    景教碑石，是富平出产的黑色石灰石。碑顶有额刻飞云和莲台托着十字架，螭龙盘绕，左右配百合花，纹理精美。十字架下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九个楷书大字，分列三行,碑下有龟负,碑重约两吨。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碑身上狭下广，上薄下厚，全碑高279厘米，上部广92厘米，下部广102厘米，厚度约28厘米。碑以汉文为主，楷书，字体秀美，此碑初拓本字体清晰，无残缺。碑正面刻字32行，每行62字，不足两千字。背面无字，碑文题名下有叙利亚文一行，正文未有一行，正文下有19行，内二行附汉名，余为叙利亚文。左右两侧刻有77位景教主教、长老的名字和职位，除10人无汉名外，其余皆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今碑存叙利亚文已渐磨灭。碑文将所有神职人员一律称之为“僧”。
    景教于公元635年由波斯一位主教阿罗本传入唐都长安，三年后建寺传教，经过几代皇帝，到唐玄宗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745），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建立景教碑，距阿罗本入唐传教近150年了。又过了64年，到“唐武灭佛”（845），景教一并禁绝。于是景教碑就被景教徒埋藏地下，直到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才在西安府周至县东南的大秦寺故址出土，这通碑石在地下沉睡了近780年。景教在唐代被人看为佛教一个支派，民间则称为“波斯胡教”。景教碑未出土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景教就是唐代基督教的名称。明天启五年（1625）译成拉丁文，后又被译成多种外文，流传于世。但经过中外学者潜心研究证明，景教为东方教会的主体，并非如西方教会某些人所说“聂派教会”。据传日本弘法大师九世纪曾来唐都长安，与景教徒有接触，1912年日本人在高野山上寺院树立了一块仿制的景教碑。另外丹麦人何尔谟（Frits·V·Halm）照我国出土的原碑模造的“景教碑”运往美国，此后美国耶鲁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朝鲜金刚山长安寺以及罗马天主教梵蒂冈教皇国亦均有仿制的景教碑，虽非原碑，仍被视为艺术珍品供人观赏。我国出土的景教碑原碑，今日保存在西安市碑林历史博物馆，成为我国古代基督教历史的物证。
    大秦景教碑文，为晚唐骈体，对偶散文并用。整篇不满两千字，引用佛教、道藏、儒家学说三百余处。作者景净借用中国儒家经史和佛道教经典词句，来阐述景教教义，使大秦景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确为一个创举。可惜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使景教文献散失。在唐时东方教会通用的“圣经”译本，有希腊文和叙利亚文两种，翻译成中文很不容易。读景教碑就知道撰述者的苦心孤诣。
    至于“大秦景教”这个名称，从什么时候开始，也难以确定。按中国史籍记载，自汉以下就称罗马帝国为大秦，唐代则泛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包括今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唐贞观九年（635）阿罗本来长安时被称为“波斯僧”。三年后，唐太宗下令建立“波斯寺”。638年诏书称为“波斯经教”，直到玄宗天宝四年（745）诏令，仍称“波斯经教”，“经教”这个名词的出现，大约在建立景教碑以前不久。这有甘肃敦煌石窟1908年发现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七种景教文献，可以证实。特别是1937年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一卷，写经人法徒（教师）张驹，注明年月为“开元五年（717）十月二十六日”。这是说唐代的基督教从玄宗到德宗60多年间的名称，就叫“大秦景教”，不再称“波斯经教”了。“景教”的名称，可能是由“经教’，转音。景者，大也，有光明广大的意思。按景教碑的提法“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碑文把“大秦寺”叫作“景寺”，也叫“景教寺”，即今天的基督教堂。所写“景尊弥施诃”，就是指“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景僧”是教士、长老、主教、大主教的通称，职别不同。“景众”就是景教广大信徒；“景法”是教规；“景力”是景教感化力量；“景风”是景教神学；“景福”是信主的人有福，也可以说是“福音”，如此等等。撰者在简述教义与景教会制度及其在历代皇帝统治下发展的历史之后，在颂词中赞美说：“明明景教，言归我唐。”
    对于景教碑文的注释，国内外学者著作多至百数十种，但理解不同，各有短长。把景教碑文逐句翻译成现代语言，颇为不易。我在教会教学期间，常为信徒讲解疑难之处，深感有重新翻译碑文的必要。
    通读碑文全篇，分两大部分，前序后颂。序文，分为阐述景教的教义神学、教规制度、发展历史，最后颂词用四言诗体总结前文。从起句“粤若……”到“法浴水风，涤浮华而洁虚白”为止，概括景教的教义神学，都是今天基督教正统的基本要道。所论的“三一其神”、创造论、原罪、基督耶稣救世都与“新旧约全书”相合。序文从“印持十字……”到“七日一荐，洗心反素”，讲当日唐代景教会的制度，聚会礼拜，仪式礼节和信徒应遵守的教规，生活守则等，和今日基督教三大教派──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同小异。接下去景教碑概括叙述了景教从公元635年由波斯主教阿罗本带着《圣经》进入唐都长安，到公元781年建立景教碑时，约共145年的传教活动和发展历史。大唐六位皇帝对于景教是采取保护信仰的政策。除了武则天女皇当政的圣历年间（698—700）到玄宗先天末年（713）东都洛阳佛教徒与西京长安的道士曾对景教有些毁谤外，再没什么枝节。景教流传全国，是得到皇帝的支持的，所以说：“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最后，颂词赞美上帝与基督救恩，歌颂历朝圣明君主。碑文末部分表扬“白衣景士”伊斯的功德。
    唐代景教会的组织，大致与叙利亚的教会相同。中国景教的领袖，就是景净，他是长老兼省主教并为中国景教总监督，其地位仅次于波斯景教总会“法主”、大总管宁恕。
    景教碑文正面下部有叙利亚文，竖行书写，自左向右读，译成中文如下：
    “在希腊纪元1092年（781）吐火罗（Tahuristan）巴尔赫城（Balkh）教会长老米利斯之子，克姆丹（唐都长安）国教区主教耶质蒲吉长老（Yesbuzid）建立此碑石，碑上所刻有我们救主（耶稣）的真道，以及我们在中国诸帝王统治下传教的事迹。”（注：吐火罗，是希腊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所建小国，大夏城为其首都各巴尔克）
    接着刻有四位长老和主教的名字：（1）僧灵宝（SavraniSon），神职是长老；（2）加伯尔长老（Gabriel，无汉名），他是长安（Kumdan，克姆丹）和洛阳（Sarogh，萨拉格）两个都城景教大主教；（3）僧业利（Marsargis，马萨吉思），中文题为：“助检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僧利亚”，是长老兼省主教；（4）僧行通（Iazedbouzid），中文题为：“检校建立碑僧行通”，是长老兼省老主教。更左方在僧灵宝侧有叙利亚文字二行（译为：省主教伊斯之子亚当执事），碑石正面之外，及左右两侧，都是叙利亚文及中文之人名职位，共77人。这些人大约都是当时参加立碑题名的长老、主教、大主教，是长安、洛阳两都城以及周至、灵武等各道、州城大秦景教寺的领袖，是波斯来的景教士。有中文名字的，说明已经汉化，没有中文名字的长老，可能是新从波斯来的景教士。